第一章 我到底是哪儿人

我和父亲究竟算哪儿人呢？在咱们中国，每个人都有一本户口本，上面关乎 “来自何方” 有两个关键栏目：出生地和籍贯。对绝大多数人来说，这两个地址是一致的，但也有例外，我们家便是典型。

我和父亲出生在南京，籍贯却写着宝应。所以，说我是南京人，没错；说我是宝应人，也对。

宝应，这是个小地方。建国后，它先是隶属于淮安市，后来被划到了扬州市，大部分区域在白马湖北面。曾经，这里十分贫穷，因为古代这儿是河流故道，是一片沼泽地，到处都是小湖泊。不过如今，它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，这些小湖泊成了养殖龙虾、螃蟹的宝地，当地还有颇有名气的宝应农场。你瞧，我对宝应如此熟悉，说自己是宝应人，倒也名副其实。只是可惜，除了出差去过宝应，我再没去过宝应乡下，这些事儿都是我在社会闯荡时了解到的。

我们家自解放前就来到了南京。据说，爷爷 15 岁左右，也就是 1948 年前后，从宝应来到南京。至于爷爷来南京的缘由，父亲也不清楚，我听当地老乡说，解放前，一些苏北人害怕被国民党抓壮丁，便偷偷逃到江南。虽不能确定这就是爷爷来南京的原因，但或许如此，只是如今已死无对证。

爷爷作为宝应人，自幼在沼泽地生活，自然掌握了在沼泽地求生的本领，种藕、采藕更是不在话下。1948 年到南京后，爷爷在南京边缘一个叫南湖的湖边圈了块地，盖起房子，以此为家，靠着种藕、采藕养活了一大家子。

在当时，一个外地人能在南京找块地生活，看似容易，实则是特殊历史背景使然。那时的南京处于乱世，人口流动大，很多人或是被杀，或是跑去重庆、台湾，一去不返。对爷爷而言，在南京找块空地并非难事。况且南湖在南京城墙外，那时就是偏僻农村。如今这儿成了市中心，世事变迁，不过百年，沧海都能变桑田。

我小时候回南京，见过叔叔们穿着黑色橡胶衣，划着小船到湖中心采藕，十分有趣。直至今日，藕产业仍是宝应的支柱产业之一，我还喝过藕做的易拉罐饮料，味道相当不错。

这便是我户口本上两个地址的由来，你们说，我到底算南京人，还是宝应人呢？

说到老家，还有些趣事。我给女儿上户口时，她和我们一样，出生地是南京，籍贯为宝应。母亲虚荣心较强，对此不太满意，埋怨我为何不趁机把孙女籍贯改成南京，觉得南京听起来大气上档次，宝应则显得土气，改了之后孙女就成南京籍贯的人了。但我并不在意，我觉得户口本上多一个地方，就多一份羁绊，挺有意思的。而且，也不知从何时起，户口本或许会逐渐消失，又何必太过在意呢？

更有意思的是，籍贯还曾给我带来一些便利。我跟过一位老板，常参与商务宴请。在中国的人情世故中，老乡之间相互帮衬再正常不过。酒桌上，大家常拉家常、攀老乡，彼此询问籍贯。当酒桌上都是苏北人时，我自报家门说是宝应人，很容易就融入其中，让酒桌氛围变得融洽，宾主尽欢。毕竟大家都是苏北附近的人，感觉格外亲近。要是一桌子苏北人，我突然说自己是南京人，就会显得格格不入，容易冷场，那可就尴尬了。正因籍贯是宝应，我能理直气壮地说自己老家是那儿的，所以老板陪政府官员喝酒时总爱带上我。一交流，发现都是苏北老乡，大家开怀大笑，客人开心，老板自然也高兴。虽说这影响看似没什么实际意义，却也挺有趣。

说完籍贯，再讲讲我出生前的事儿。这些都是父亲平时闲聊时说起的，我并未亲身经历，要是不写下来，恐怕就忘了，实在可惜，能记多少就写多少吧。

爷爷共育有五个孩子，四个儿子，排行一二三四，父亲排第二，老五是女儿。他们出生后不久，响应主席号召，城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或是下放政策，具体我不太清楚，总之全家去了农村。下放地址大概在南京西面安徽某市的乡下，好像是滁州，后来我开车带父亲回去过，不过记不太清了。

在那儿的生活，据父亲说很苦。大冷天卷起裤腿下田插秧，干各种农活，那时没有机械化，全靠人力，辛苦程度超乎想象。父亲还生过一场病，大腿长疖子，是农村的赤脚医生打针治好的。说实话，我不太相信赤脚医生能治好，当时物资匮乏，医生每次用同一针头，烧一烧就算消毒，连消毒酒精都没有，可见当时农村条件有多艰苦。爷爷从小在农村长大，可父亲这辈人在城市出生，这样的生活对他们来说，着实艰难。

就在这时，一系列影响父亲兄弟们命运的事情发生了。爷爷一家从城里下放到农村，加上家里有四个儿子，在当地农村人眼里很有价值。父亲的哥哥，也就是大伯，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，媒婆便纷纷上门。城里下放来的受高看一眼可以理解，可为何家里兄弟多也备受重视呢？原来，过去农村交通不便，农村社会倾向于自治，家族力量至关重要。邻里间矛盾频发，比如抢宅基地、争水井、夺农田、猪拱田、狗偷鸡等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天天都有，吵架打架是常事。而且当时农村没电话，报警根本行不通，九十年代才有电话，七八十年代及更早的时候，去趟小镇都不容易，邻里矛盾只能靠自家解决。这种情况下，家里儿子多就占优势。农村争吵也有不成文的规则，一般在邻居见证下吵架，声音大，乡亲们都会围观，最后往往是两家各让一步，儿子少的家庭通常要多让一些，所以在过去农村，儿子少的家庭日子过得憋屈。这就是媒婆爱往爷爷家跑的原因，四个儿子，虽不是为了欺负人，但至少能不被欺负。

媒婆给大伯介绍过两三个对象，具体多少我不清楚，都是听父亲说的。前一两个大伯没看上，不是嫌黑就是嫌矮，后来终于遇到满意的，就是我大妈。大妈是个极其吃苦耐劳的传统女性，我连用两个 “极其”，都难以形容她的吃苦耐劳程度，以后有机会再细说她的事儿。

对任何人来说，谈婚论嫁都是大事，在当时的农村更是如此。大伯谈婚论嫁时，也发生了影响父亲命运的大事。如今提倡男方少出彩礼，可那个年代，彩礼必不可少，这是中国千百年来的传统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不例外。爷爷为大伯的婚事费了不少心思，准备嫁妆、房子，投入了一大笔钱。一切就绪，就等迎娶媳妇过门，本应按流程接着张罗父亲的婚事。可就在这时，苏北油田来招工，招聘石油工人。没想到吧，江苏也有石油工人。在那个年代，工作可是大事，当时中国还未城镇化，多数人是农民，有个工作岗位，就能从农民变成工人，工人身份关乎每月收入和退休后的退休金，虽说当时的人没考虑那么长远，但至少工人收入比农民高很多。

正常情况下，单位招工，应该是家里老大去，按顺序来，老大去过了，再招工就是老二去。可老大快结婚了，爷爷嫁妆给了，婚房也盖了，花了不少钱，这时候让老大去当工人，爷爷的钱不就白花了？所以就让父亲顶上去，去苏北油田当了工人。

如今是 2023 年，作为读者的你，或许觉得这部回忆录通过一件小事引发两兄弟命运转折，是在控诉天道不公。但你错了，我可不是苦大仇深的人，我是被上天眷顾的。表面上看，父亲运气好成了石油工人，大伯吃亏在乡下结婚生子，兄弟俩命运差异巨大，父亲吃到了国家红利，大伯在乡下做农民。但事实并非如此，命运这东西，看不见摸不着，却总是出人意料，比戏剧还具戏剧性。谁能想到，后来大伯竟成了国家发展和政策的最大受益者？两兄弟结局都不错，这是因为，对凡人而言，时代潮流比个人努力更重要。父亲这边，努力争取和机缘巧合的成分更多；大伯则是吃苦耐劳与个人坚持的因素居多。具体的事儿，下次再讲，下次标题：《我和我的父亲，究竟谁才是上天眷顾的宠儿？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