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二章 适应新环境是每个人的必修课

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。市场环境风云变幻，国家政策不断更迭，身边的人来来往往，我们自身也在岁月的磨砺中持续蜕变。从呱呱坠地到生命终结，没有人能够始终生活在一成不变的环境里。那些奢望永远待在温室中的人，与其说是怀揣不切实际的幻想，不如说是缺乏对现实的基本认知。

通常，一个人20岁毕业，随后投身工作，直至50岁到60岁退休。在这期间，至少要经历30年，大部分人更是会工作长达40年。在如此漫长的时光里，又有几人能够自始至终坚守在同一个岗位呢？那些能够做到的，无疑是幸运儿。然而，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，必须直面现实，因为工作变动在社会变迁的浪潮中实属正常现象。

回到我的家庭，我和父亲都经历过工作的变动，并且都具备适应新环境的能力。但若要论谁更胜一筹，我不得不承认，父亲在这方面比我更为出色。他用实际行动和最终成果有力地证明了，他在新单位混得风生水起。调职到新单位短短两年后，父亲便在1990年赶上了最后一波福利分房的红利，成功分到了单位的房子。这可是实实在在的巨大利益，单位里众多双眼睛都眼巴巴地盯着呢。反观我自己，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，工作颠沛流离，就像一只无头苍蝇四处乱撞，虽说每到一处都能勉强维持生计，但与父亲相比，实在是相形见绌。

我自己的经历暂且放到后面许多期再讲，先来说说父亲的事儿。他在新单位混得好，成功赶上了计划经济时代最后的福利分房，而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。

父亲刚到新单位的那几年，我对他的工作状态知之甚少。那时我住在爷爷家的老宅，每天上学就是从湖边跑到马路边，几乎接触不到父亲单位的事情。不像后来几次搬家之后，父亲常常带我去他的单位，我才发现他其实是个很“油条”的人。不过，那时的父亲上班应该还是相当老实的，因为他每天都是早早出门，直到晚上才回来。

人一旦踏入新环境，总要经历一番考验。就如同如今你跳槽到新单位，也会有个试用期一样。父亲从油田调职到汽车厂，尽管我没有亲身经历，但凭借我后来不断更换工作的经验，完全能够想象他当时面临的艰难处境。

初来乍到，同事们对他并不熟悉，自然也不会与他多交流。即便时间久了，因工作往来交流增多，同事们在与父亲打交道时，也难免会怀着一种试探、拿捏的心态。这是人的本能，当每个人在熟悉的环境中遇到新人时，都会不自觉地打量对方，心里琢磨着：这人性格如何？我能不能欺负他？我压他一下他会不会跳起来反抗？我试探试探他又会怎样？虽说大部分人心里的想法不会像我描述的这般直白露骨，但在有意无意之间，人性的确如此。

事实证明，父亲可不是那么容易被拿捏的。他不仅在早年的国企单位成功分到了至关重要的房子，没有因工作调动而错失这一福利，而且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如鱼得水。由此可见，父亲混得相当出色。

我虽不清楚他上班的具体细节，但有一件事我是确切知晓的，因为父亲不止一次跟我提起过。他调回汽车厂后不久，在工友们闲暇时举办的厂区摔跤大会上，父亲凭借高超的技艺，以三种不同的招式，三次摔倒了当时厂里最壮的那个人。母亲也证实了父亲的说法，再结合父亲后来在新单位的发展状况，我对此深信不疑。

这个所谓的厂区摔跤大会，其实和油田里的摔跤大会类似，不过是一群精力旺盛、爱热闹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切磋技艺、释放过剩激情的活动。然而，在这样的摔跤大会上获胜，还是颇为有用的。人与人之间向来热衷于传播八卦消息，可想而知，当时父亲的同事们茶余饭后肯定会聊起：“哎，那个新来的谁谁谁，居然把谁谁谁给打败了。”出于看笑话或是好奇的心态，这种小道消息会迅速传开，原本被视为厂区小霸王的人被打败，自然会引得众人纷纷想去看个究竟。

说实话，在那个年代，一个新人想要在老国企里站稳脚跟，绝非易事。

如今，新人在新环境中立足相对简单。如果是从事销售工作，那就努力做出漂亮的销售业绩；如果是搞研发技术的，就全力研发出优质产品。各个岗位都有一套成熟的评价标准，即便你暂时毫无成果，只要天天加班，在单位里努力“内卷”，让同事和领导都看到你的上进心，哪怕产品研发不出来，销售业绩也不理想，你也能凭借这股“卷王”的劲头，树立起自己的价值，赢得他人的认可。

但在那个年代，评判标准要复杂得多。那时候的国企大单位，似乎既不太明确地追求利润，也看不出对生产效率有强烈的追求。所以，当时国企员工的价值观，往好听了说，是多元化的；往难听了讲，就是目标模糊，甚至没有明确的前进方向。或许有些高层在追求晋升、推动生产、维持单位正常运转，但也有不少管理者以及更多底层员工，只是在追求个人利益，混日子。因此，在那时的国企，仅仅工作干得好，是很难引起他人关注的。

而父亲的“能打”，却让他在一众底层员工中迅速建立起了自己的地位。或许有人会疑惑，能打怎么就能有地位呢？在如今这个法治完善、秩序井然的社会，街头打架的技能早已失去了实际意义。和别人发生矛盾，只要旁边有摄像头，一旦挨打，往地上一躺，多少能获得一些赔偿，一般不会吃亏；即便打架时周围没有摄像头，打完后双方各自去医院，打人者依法坐牢，被打伤的获得相应赔偿，也不会有太大损失。

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，社会还比较混乱。尽管当时社会治安已经在逐渐好转，但人们还未完全意识到这种变化，思想和行为还停留在过去的模式中。例如，父亲刚调回南京，我也跟着搬到南湖边，大约在1988年到1990年期间。那时，湖边的大马路旁已经自发形成了一个生活用品批发市场，这里鱼龙混杂，各种商品交易应有尽有，甚至包括一些非法的买卖，如贩假烟等。如今，这里依然是个批发市场，但规模已大幅缩小，只剩下一些生鲜品批发，日用品批发基本消失了。

在我记忆里，有一年我正在大伯家蹭饭，突然听闻外面一阵嘈杂。原来是批发市场的两拨人在湖边起了冲突，具体因为什么事儿，我不太清楚，后来听说和批发市场里的买卖有关，说白了，无非就是利益纷争。其中一方背后的势力较大，他们一声招呼，马路边瞬间驶来好几辆车，几十个人鱼贯而出，个个光着膀子，头上系着显眼的头巾，气势汹汹。而另一方势单力薄，只有寥寥六七个。一看这悬殊的场面，人少的那方只能转身逃窜。从马路边开始，一路被追到湖边，最后竟追到了大伯家门口。

当时，我和弟弟还在门口玩耍，大伯母反应极快，一眼察觉情况不妙，眼疾手快地把我和弟弟拉进屋里。我们两个小孩子，就透过门缝，惊恐地看着外面乱作一团，如同置身于一场腥风血雨之中。我爷爷平日里总爱抓在手上转着玩的两个石球，也被他们抢去当作武器砸人。这场冲突愈演愈烈，最后湖边竟闹出了好几条人命。这可怕的一幕，就像一道深深的烙印，永远地刻在了我幼小的心灵上，多年来都挥之不去。

当然，国企单位内部的治安要比社会上好得多，秩序井然。但国企里的人并非与世隔绝，他们也清楚当时的社会大环境。所以在那个年代，“能打”这一技能，对于一个人在群体中立足，还是具有一定价值的。

当然，父亲肯定还有其他诸多优秀之处，这才使得他在调动到新单位后，能够在最重要的利益分配——分房这件事上，成功分得一杯羹。

计划经济时期，单位职工有机会分配到住房，但并非每个职工都能享受这一福利。如果家里原本有房子，可能就分不到了，比如我的叔叔伯伯们，他们虽有工作，却只能依靠老宅拆迁来换取新房。至于分房制度具体是如何制定的，细则又是什么，我完全不清楚，但分房是上一个时代留下来的最后红利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

后来互联网兴起时，有个顺口溜流传甚广，说80后是最悲剧的一代人，既没赶上分配工作，也没赶上分配房子，到老了还赶上了延迟退休，还有其他种种不如意，具体内容我已记不太清了。总之，就是说80后完美错过计划经济的所有红利，却遭遇了激烈的社会竞争。这其实很正常，时代在不断进步，我们不可能永远躺在计划经济的温床上，迟早都要走出舒适区，去面对社会的风风雨雨。试图阻挡社会发展的潮流，无疑是螳臂当车，自不量力。

实际上，别说80后，就连75后基本上也赶不上分房子这等好事了。因为福利分房政策大约在1992年到1994年左右就结束了，此后便全面进入商品房时代，住房分配依靠市场机制来调节。而父亲作为1988年调回汽车厂的新员工，竟然在1990年就成功混到了分房名额，由此可见他的社交能力和适应能力是多么出众。

我家不像有些家庭，总有亲戚担任一官半职，能够在事业上给予提携。我们家族全是社会底层人士，不是单位普通工人，就是在社会上闯荡的小人物，父亲自己也是一名普通工人。踏入社会后，一切都只能靠自己打拼。我也继承了父辈们在社会中闯荡的基因，所以常常自嘲为“混子”，只是我的“混”的水平远不及父亲，实在是自愧不如。

后来父亲在单位混到了什么程度呢？厂里负责分配房子的厂长甚至对他说：“你就说吧，谁跟你关系最好，就让谁进分房委员会。”由此可见，父亲混得那叫一个如鱼得水，简直是八面玲珑、左右逢源。

分房这件事对家庭的影响极其深远，尽管过程充满波折，但凭借父亲的不懈努力，最终还是成功赶上了福利分房的末班车。至于具体的分房过程，其中趣事颇多，就留到下期再为大家详细讲述吧。